余切很快被问到一个棘手的问题。

「弗里德曼说你精心准备了在机场的羞辱，你为了那四十分钟准备了几个月！他说，你把他的自传都背下来了！」

这个人明显是芝加哥学派的支持者，但余切并不反驳，而是肯定道。「是的，我在几十年前使弗里德曼的夫人罗丝写下来那本书，而且花了几个月全文背诵，在一个由美联航安排的碰面上，遇上了同样在转机的弗里德曼，并且控制他走向我自取其辱！」

拉里·金听到一半就绷不住了，直到最后哈哈大笑。

紧接著，一个叫霍克的美国观众打电话问道：「你为什么要为那个地方辩护？你是不是你们红色机器培养出来的人，因此，你总是在为你们中国人辩护————弗里德曼是个大傻叉，但这并非代表你就高尚————」

拉里·金表现出一副略带为难，但实则为节目效果心花怒放的样子：「呃，霍克，你要知道你面前的是东方余，他是————下半世纪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，我甚至想要去掉之一，他一定有他的考虑————」

「不用替我解释！」余切挥手喝住了拉里·金的表态。「我确实是这样的人，我始终为我的people人民（这里非政治意义上）说话，就算是将来也是如此。」

「我不需要为此辩护！这应当是我的美德！」

「你知道弗里德曼一生中沾了多少次革命者的光？但他随后站到了反面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背叛的表现，或者用你们的话来说，是弑父情节」？但他并未超越过去的父」，他只是传达一种耸人听闻的观念。在各种道路上，他总选择更为容易的道路。」

随后，余切谈到了现场的节目主持人。

「拉里·金先生的出身贫寒，他的学习成绩不好，没有上过大学，在电台打杂多年，终于等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—他受到了电视台总裁的赏识，并把这档节自打造为王牌！」

「但拉里·金并未把自己当做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总是尽可能把镜头让给嘉宾，非常谨慎的听取团队意见————」

观众只见到拉里·金张大嘴巴，脸上有著难以言喻的感动。他一生中做过许多次采访，而能够对他如数家珍的却几乎没有。

而且这个人竟然是东方余，以一种他难以想像的了解在描述他，其中隐隐的肯定，让拉里·金只觉得身体颤抖。

「——你知道我们和弗里德曼有什么不同吗？」

余切以这句话说完拉里·金的故事。「就是当我们功成名就，再次碰到在岸边挣扎的年轻人时，我们不会说那是他必须要经过的充满眼泪的河谷」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会向那个人伸出手，因为我也许拉上来一个手上充满冻疮的人，那是我自己。」

节目并未响起掌声，因为这不是在演播厅内。余切和拉里·金的采访是在线上隔空进行的，事实上，拉里·金身处亚特兰大的一个录影棚里面，他身边全是团队的同事和大屏幕播放的对话资料片。

但人们能明显感到拉里·金被震撼了，他手足无措的走出画面外，隔了一会儿后又走进来—也许他落泪了？或者他情绪难抑，需要时间来平复？

「我感到荣幸，真的，我感到荣幸。」拉里·金说。

节目最后，拉里·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，「你为什么能知道我的经历？余先生？」

余切选择用第一个观众的提问回答，他忽然回到了刚才那里，大笑著说：「我提前准备了几个月，朋友们，而且我把拉里·金的经历都背下来了。」

「我正是那个用心险恶的人。」

—毫无疑问，这个节目促使余切的声望再胜一筹。观众能很明显的看到，拉里·金是如何被余切在一场谈话中被折服的。

「他肯定也成为余主义分子了！」那个叫霍克的观众后来接受采访时说。

「那么，你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余先生胜过了弗里德曼，我相信当时的场面，一定比那些学者形容更加糟糕————」

很多名人从这档节自里表示自己学到了真东西。

余切似乎是在搞另外一种打法，他轻松的就知道如何使自己受人喜欢，这引发了美国系媒体在大众传播上的深思。一方面，媒体需要尽可能的拉踩，甚至抹黑美国之外的各界名人，尤其是那些不太合得来的国度。

但另外一方面，这种忠诚、秩序，以及纪律塑造下的刚毅，似乎又符合老美国人的审美。

当有人扛得住审视，这就使得其中迸发出伟大的英雄主义，因此促使人反而崇拜这样的人物。

于是，当余切离开美国时，更多的读者听说了发生在中国华东的水灾。一些读者成立了援助会，派出人当国际志愿者，还有一些人准备到马来西亚旅行，顺便再看看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。

「我们每年都会来东南亚度假，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呢？」有人说。

在纽约长住的，有两位余切的「朋友」，一个李政道，一个是犹太裔经济学家弗里德曼。

两人都听说了余切正在筹资，反应各异。

李政道直接发声站在余切这边，而弗里德曼开始拙劣的思考。

近来和余切的辩论，使得弗里德曼沦落为丑角一样的人物，但他当然不只有这点本事，他仍然是经济学界的泰斗。

港地有教授形容他「思维快如闪电，一生从未输过辩论，能和他辩论就是一般人一生的荣幸」，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菜鸡，过去之所以惨败，是因为余切真的太了解他弗里德曼至今不明白，为什么余切知道他过去的一生。

有些事情连他老婆罗丝都不知道，这不在那本自传里。

「他有可能是那个国家推出来的特工，或者他至少得到了一个国家情报部门的帮助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他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。」弗里德曼在另一档节目上道。

「也许克格勃和他有合作呢？」弗里德曼说，「或者，那些崇拜他的人为他编制了某个情报网？」

「德国人也可能！他们的科尔，他们的朔伊布勒，你看到那些在长城的照片吗？他们像上辈子的老朋友一样————这些就这样发生了，这对我来说不公平。」

当然了，这种话不会使得弗里德曼受人尊重。

1991年7月，斯德哥尔摩传来惊天消息，一家本地报刊报导，余切走入了经济学奖的最后一轮，由于他的《计划体制》，以及发布的《新资本论》第一卷中的「黑洞理论」。

这些天才般的语言大大提高了经济学奖的关注度，令这个由瑞典银行颁布，其实一开始并未出现在诺贝尔先生遗嘱中的「附加奖」变得前所未有的吸睛。

但是，余先生似乎没有获奖，因为颁奖委员会不愿意多谈此事。

如果他获奖会怎么样？

参考两年前，评审会主席从五月份开始，就以各种手段暗示最终人选，并大肆宣传。

「这是当然的，那只是其中一卷，凭什么拿奖？！而且《计划体制》是雅诺什·科尔奈写的，余切只是沾了光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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