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东杰历史上确实是《十月》的三代目。
他准确发现了文学消退的真相:八十年代,由于各方面因素,作家事实上成为了意见领袖,兼任调查记者、娱乐明星等等。
其实很多人是不看文学的,至少是不能分辨文学好坏的一大众对这个作家的评价,完全看这个作家到底干了多少真事儿。
等到特殊时期,这一特殊地位一消失,作家自然就走下神坛了。
作家应争取这些夹缝中的表达权利,而不是满脑子钻研文字—这没用!
「你写的可以,就是把我夸得太多,我受之有愧。」余切说。
陈东杰当然不会谦虚:「我把文章发到《十月》编辑部,看看编辑们怎么评价?我相信他们会给出妥当的评价!
这篇名为《群众中的余先生》的文章传真到了京城。
不用多说,老编辑一拍大腿,副社长张守任道:「这样的文章不发去《十月》,还有什么担得起?」
全体一致通过。
《十月》是有个文学赏析板块的。1991年六月刊的《十月》,久违的迎来了销量的大上涨。不仅上面连载有余切的新小说《一个都不能少》,更有随行编辑陈东杰对余切的研究稿。
在这篇研究稿中,读者看到了余切赴美后如何被海外读者欢迎,即便是《一个都不能少》这样的纯中式小说,竟然也引得美国人来捐款。
「余老师把群众路线都贯彻到美国人身上了!」
这一年,内地作家管谟业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活动。在这里,他见到「余学」盛况,几乎所有人都和他询问他和余切生活的细节,那些人的眼中充满希冀,即便管谟业把一件事情讲了许多遍,他们还是百听不厌。
「我一开始是余先生的书迷,像你们说的,我属于是余主义分子」,1985年杭城会议我还和其他人大吵一架,就因为京城来的陈建工批评了余先生,而我认为他没有那个资格————」
「等到了余先生开班授课之后,反而不如那么亲近了。为什么?因为余老师的老想著把我拧」过来,而我不愿意————」
「他为什么要拧」过来?是这样的,他觉得我不应该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,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!」
管谟业来马来西亚是领奖来的,赚钱来的。过去几年,管谟业已经在华人世界闯荡出名声。
他小说《红高梁》被导演张一谋翻拍成电影之后,赚了四千块钱,之后又迎来了版税时代,他终于「暴富」了!
这段合作相当愉快,因此张一谋让管谟业再写一个本子,要求「一有大场面,二有农村题材」,等到管谟业把小说《白棉花》写出来之后,张一谋看了却不答应了,说这「小说为了拍电影而写,不好」。
事情黄了!
而且张一谋如今是大导演,身边多的是愿意提供剧本的作家。他有十个百个「管谟业愿意上门合作。
以前,作家代表文坛统治影视圈,任何导演、影帝影后,都要求著大作家给剧本。而现在起了一些变化:厉害的导演,已经能对作家挑挑拣拣。
作为亲历这十年沧桑的管谟业,还是挺唏嘘的。
那么,如果是余老师会怎么样呢?
张一谋不敢放肆了,很小心:「我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过余老师作品的拍摄权,因为西影厂买不起。不过,只要余老师点头,我自然会放下其他事情,全力准备他的作品。」
说到这里,张一谋想到管谟业传闻中是余切的学生,说话顿时客气了许多:「你还要想拍电影,只管和我说,就算我拍不了,我也能让其他人想办法————总有感兴趣的不是吗?」
管谟业很尴尬: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!
他从未承认过是余切的学生,但大家都这么认为,有时他也稀里糊涂的接受了那些好处,现在他也不好说不是了。
当晚,有内地作家带来最新《十月》六月刊,管谟业看了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。
一晚上过去,等到放下杂志,天已经微微发白。
在床头边,摩挲著杂志纸页的手指头上,是管谟业微张著的嘴的脑袋,他极为震撼。
他不知如何形容,他只是看完后怅然若失。这让他想到自己青少年时期,当时王蒙写的《青春万岁》很火,不过这本书属于是「禁书」,管谟业为了安全的看完这本小说,躲在稻草垛里面看得如痴如醉,结果他看到忘记了时间,把收谷子的事情都忘记了,父母找到他,把他拖出来打一顿,他也只是仅仅抓住那本《青春万岁》!不要让那本书被抢去了!
如今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又是这样的感觉。
这个小说类似于《小鞋子》,一个被迫教书的「小老师」,又被迫进城寻找自己丢失的学生————任何人都不是绝对的坏的,任何人都有苦衷————故事质朴至极,越是心思多的成年人,越是看来易受触动。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呢?
他一边写出《2666》这样彻底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,一边写出《一个都不能少》这样的乡村作品。
听说是配合「希望工程」宣传的主旋律作品————啊!余切是小县城长大的人,他并不是农村人,可他写得让管谟业看了只想哭!
因为各种原因,马来西亚官方不允许中文作品直接传播。几乎所有人的作品,都靠港、台两地扮演「中介」角色传播开来。
历史上,只有余切、查良庸这些人硬生生顶著封锁,把小说传得到处都是。此次管谟业和沪市女作家王安亿受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协会邀请,来到这里交流,他们的讲座场场爆满,作品被连载在当地大报《星洲日报》上。
许多马来当地文人,以能够和内地作家见面为荣。
但这种势头其实已经惹怒了马来官方。
想想多少马来华人看「寻根文学」?
管谟业和王安亿,分别是内地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的代表。他们的受欢迎,怎么能不让当地政府感到心惊?
王安亿看到了管谟业手中的小说。她道:「《一个都不能少》?我前些天就看了,不过在这里不宜提起,因为小说被认为有宣传性质————有几个华人朋友特地嘱咐过我,管老师你可要注意。」
「小心我们被马来官方驱逐。」
「啥?」
管谟业震惊了。
这尼玛的,感觉整篇文章都在批判内地的乡村教育不到位啊,也就余切能写出这种尺度的小说吧!这怎么能说在搞宣传呢?
「是这样的!」王安亿谈到了小说的结局,「因为在结局里,小老师魏敏芝和学生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,学生们还对五星红旗敬礼,那篇旗子硬是升在了无人关切的乡村里————这是个大团圆的结局!」
「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讲,总会觉得心中被刺痛了!」